我在台湾写了20年的杂文,其间虽也教书,也做编辑,为报纸写杂文专栏仍是我的职业。那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,台湾的读者大众打开报纸,并非寻找广征博引,依赖真知灼见——流行的观念是报纸应该说真话,真话就是政府犯了错误你要敢“骂”,不能骂“总统”,骂“院长”“部长”也好,不能骂“院长”“部长”,骂“警察局长”“税捐处长”也好,凡“长”皆该骂,即使只能骂小学校长、火车站长,也算对得起订户的辛苦钱。训斥别人的过失是容易的事情,我的角色不难扮演。
我在台湾写了20年的杂文,其间虽也教书,也做编辑,为报纸写杂文专栏仍是我的职业。那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,台湾的读者大众打开报纸,并非寻找广征博引,依赖真知灼见——流行的观念是报纸应该说真话,真话就是政府犯了错误你要敢“骂”,不能骂“总统”,骂“院长”“部长”也好,不能骂“院长”“部长”,骂“警察局长”“税捐处长”也好,凡“长”皆该骂,即使只能骂小学校长、火车站长,也算对得起订户的辛苦钱。训斥别人的过失是容易的事情,我的角色不难扮演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