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生以来,我被迫三次伪造自己的学历。每一次的情形和用途不同,它的效果和我的感受也不一样,每一次却又正经得喜剧且荒诞,远远超过其中的无奈与可悲。
一
1993年去澳门做劳工前,我是省级国宾馆人事部的培训干事。因为做过两届新员工培训班的班主任,宾馆大部分同事习惯叫我“老师”。但我不是干部,只是“以工代干”。人事部每年定员定编,我的编制仍然属于劳动合同制工人。我没有大学、大专或中专文凭,更没入党,提干远非易事。
有生以来,我被迫三次伪造自己的学历。每一次的情形和用途不同,它的效果和我的感受也不一样,每一次却又正经得喜剧且荒诞,远远超过其中的无奈与可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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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93年去澳门做劳工前,我是省级国宾馆人事部的培训干事。因为做过两届新员工培训班的班主任,宾馆大部分同事习惯叫我“老师”。但我不是干部,只是“以工代干”。人事部每年定员定编,我的编制仍然属于劳动合同制工人。我没有大学、大专或中专文凭,更没入党,提干远非易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