就在2013年5月11日上午,我还在与社会学家陆学艺一起开会,听他慷慨陈词,申论社会科学研究对维护社会和谐、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作用。不想只隔了两天,5月13日,就惊闻他去世的噩耗。
1975年,我和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(下称学部,即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)经济研究所的两位同事一起,奉邓小平复出后组建的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之命,去山西昔阳县参加 “大寨经济学”编写组。随后,学艺参加的学部哲学所“大寨哲学”编写组也来到这里。这两个写作组在1976年“批邓”“反击右倾翻案风”开始后都被裁撤回京了。不过,由于学艺和我同属在学部“清查‘五一六’运动”中被限制自由的“重点审查对象”,有对大寨状况实地观察得到的共同认识,还有对那时倒行逆施的共同反感,回京以后我们仍时相往来,怀着对国势的深切忧虑议论时政。此后的三十多年里,我们的研究重点不一样,但同声相应、同气相求,一直相知相重。